71年主席得知谭启龙境遇后，嘱周恩来：他的情况我很清楚，安排好工作

1971年，中央工作会议休息期间，北京，谭启龙被毛泽东叫进休息室。此时的他，已经历过土地革命、南方游击战和解放战争，也曾担任浙江、山东两省主要领导，却正处在工作安排悬而未决的阶段。毛泽东见到他，只问了一句：“放牛娃子，你还好吗？” 这句问候并不复杂，却让谭启龙心里一热。几十年前，瑞金的一次见面，毛泽东记住了这个出身贫寒的少年；几十年后，风云变幻，毛泽东仍然知道他的处境。谈话很快转到工作上，谭启龙回答尚未安排职务。毛泽东随即对周恩来说：“他的情况我清楚，你给他安排个工作吧！” 这不是一句泛泛的安慰。后来，谭启龙被安排到福建省委担任副书记，重新回到地方领导岗位。要理解这次安排的分量，得从他早年的经历说起。 1914年，谭启龙出生在江西永新一个贫困家庭。父亲给人做长工，因积劳成疾，在他年幼时病逝；母亲靠挑担卖些花生、糖果维持生活，后来又遭到恶霸团丁欺凌，伤重去世。十岁左右，谭启龙便成了孤儿，只能到地主家放牛。 那段日子，他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冬天也未必有一双完整的鞋。放牛并没有给他带来自由，稍有差错便会挨打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这种生活几乎看不到出路。也正是在这样的处境里，他接触到苏维埃运动，第一次听说红军要为穷苦百姓讨公道。 1928年前后，永新一带革命活动展开。十四岁的谭启龙决定参加革命队伍。年龄小，胆子却不小，他从基层少年组织做起，逐步担任永新县少先队队长，后来又负责湘赣省少年先锋队的工作。对于一个没有正规教育经历的放牛娃而言，这条路走得很快，也走得异常艰难。 1933年，谭启龙到中央苏区学习和巡视工作，见到了毛泽东。毛泽东了解他的身世后，曾以“放牛娃”和“雇农”为话题，提醒他要在参加革命的同时学习文化，成为有知识的革命者。这个提醒，影响了谭启龙此后的工作方式：不能只凭热情办事，还要靠调查、判断和实际经验。 红军主力长征后，谭启龙没有随中央红军行动，而是奉命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。那是极其困难的时期，部队与党中央一度失去联系，人员、粮食和药品都十分紧缺。三年游击战争中，他们依靠群众保存力量，最终为后来新四军的发展留下了重要基础。 解放战争期间，谭启龙参与莱芜、孟良崮、淮海等战役。1949年，他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委员，参加渡江战役和解放浙江的军事行动。战争结束后，他没有把地方工作当成“守摊子”，而是把过去在基层形成的作风带入治理之中。 1952年，毛泽东到浙江视察，再次见到谭启龙。毛泽东认出他，笑着说：“这不是放牛娃吗？现在成省委书记了。”谭启龙回答，自己一直记得当年在瑞金听到的话。毛泽东随后提醒他，担任省委书记，肩上的担子更重，不能脱离群众。 在浙江工作时，谭启龙重视农业生产恢复和基层调查。1954年调任山东后，他把时间大致分成三部分：一部分下到农村、厂矿，一部分处理省内事务，另一部分参加中央和华东地区的会议。这个安排看似朴素，实际是在防止领导干部只听汇报、不看现场。 山东厉家寨的变化，正是他调查研究后重点总结的典型。当地群众依靠集体力量修筑梯田、兴修水利，逐步改变了贫瘠山地的面貌。谭启龙把材料报上去，毛泽东看后批示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，厉家寨是一个好例”。这件事说明，地方经验能否被看见，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深入基层、把真实情况带出来。 困难时期，谭启龙仍坚持到农村了解灾情，并将基层的实际困难如实反映。1966年中央工作会议上，他提出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建议，毛泽东称赞这个意见很好。遗憾的是，随后政治风暴扩大，谭启龙受到冲击，工作和人身都陷入困境。 1968年10月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，毛泽东曾询问谭启龙是否到会，并说他是“红小鬼”、放牛娃出身，究竟有什么问题。此后，谭启龙的处境有所改变。1969年，他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。到1971年，便出现了开头那场谈话。 谭启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，最看重的并非职务本身，而是毛泽东对其历史和处境的了解。一个干部能不能重新走上工作岗位，既要看现实需要，也要看长期表现。对谭启龙而言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，使这句关怀真正落到了工作之中。 1979年，谭启龙调任四川省委第二书记，次年任省委第一书记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他已年过六旬，却仍然深入川北多个县市，研究山区贫困和水土流失问题，提出“挖掉穷根、站稳脚跟”的思路，推动发展多种经营，改善山区生产条件。 1985年，谭启龙主动退居二线。次年5月13日，邓小平在四川会见他。两人早在1933年便已相识，那时谭启龙十九岁，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地方任职。谈及晚年安排，谭启龙表示山东气候和群众让自己更熟悉，希望回山东生活。邓小平答应了他的请求。 临别时，谭启龙提出想请邓小平题字。邓小平一向有不为在世者题字的习惯，这次却破例写下“人间重晚晴”，并署名赠给谭启龙。1986年6月，谭启龙定居山东，仍关心基层建设，时常提出意见。2003年，他在济南逝世，走完了从放牛娃到地方主要